翻阅仙居与台州的明清方志，进士名录如星河璀璨，见证着这片土地文脉的绵延。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的戊戌科金榜时，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空白：榜上明明记载着一位名叫钱元修的进士，籍贯正是浙江仙居县，但无论是民国时期编纂的《台州府志》，还是本县的县志，却都寻不见他丝毫的踪迹。一位堂堂进士，为何会被故乡的史册双双遗忘？这段沉默的背后，隐藏着一段被时代洪流淹没的家族悲剧。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首先要认识这位“失踪”的进士。根据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顺治十五年戊戌科进士录》，白纸黑字明确记载着“钱元修，浙江仙居县人”。而当代学者任林豪、马曙明在《台州历代进士考》中进一步考证出，他的身份是“仙居县籍仁和县人”。这短短几个字，揭示了关键信息：钱元修的家族根在仙居，但早已迁居并落户于省城杭州的仁和县。这种“籍”与“人”的分离，在科举时代颇为常见，如同今日的“高考移民”，家族为了子弟能在文风更盛、机会更多的地区求学应试，往往会选择占籍他乡。顺治十五年春，钱元修寒窗苦读终有收获，在殿试中高中第三甲进士，获得了“同进士出身”的功名。这本是光耀门楣，足以在家乡志乘中留下姓名的喜事，谁知，一场灭顶之灾已悄然降临。

这场灾难的源头，并非钱元修自己，而是他的父亲钱开宗。钱开宗同样出身于这个“仙居籍仁和”的家族，是明朝的举人，后在清初出仕。顺治十四年，他被朝廷任命为江南乡试的副主考官。这本是学官生涯的荣耀顶点，却万万没想到，此次考试结束后，录取不公的流言四起，落第士子群情激愤，创作诗文戏剧讥讽考官，酿成了震惊朝野的“丁酉江南科场案”。决心借此案整肃吏治、震慑江南的顺治皇帝下令严查，最终，主副考官等人被处以极刑。顺治十五年，钱开宗被斩首，家产抄没，妻儿老小流放关外苦寒之地。

就在父亲身陷囹圄、生死未卜的当口，钱元修却在北京的考场里完成了他的殿试，并金榜题名。父子二人，一在狱中等候处决，一在朝堂沐浴皇恩，这极致的反差，成了压垮钱元修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同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上了一道奏疏，这道奏疏的原文保存在《清顺治朝实录》里，读来令人唏嘘。奏疏中斥责钱元修：“新科进士钱元修系钱开宗之子，当春仲入场之时，正开宗逮审之日。元修知有科名，不知有父，明系不孝，应革职。从之。”意思是说，在你父亲被审讯的关键时刻，你还有心思去考功名，这就是不孝！于是，吏部据此议定，将这位新科进士革职。钱元修的仕途，还未及开始，便黯然终结。

了解了这段父子悲剧，我们再回头看“双志失载”的谜题，便不难理解了。对于仙居和台州的修志者而言，钱氏父子虽籍贯在此，却早已是遥远的“外乡人”。在信息闭塞的年代，或许根本就无人知晓钱元修这昙花一现的功名与其后骇人听闻的家族变故。即便后来有所风闻，编纂方志的乡贤们，面对一位是朝廷钦定的罪臣，一位是因“不孝”被革职的进士，其心情必定是复杂而避讳的。方志编纂向来有“扬善隐恶”的传统，旨在褒扬乡贤，教化地方。将这样一段充满政治污点和道德瑕疵的家族历史写入其中，对于乡土声誉而言，并非光彩之事。与其尴尬地记录，不如选择沉默。这沉默，是距离造成的隔膜，是时代悲剧下的无奈，或许，也夹杂着一丝为亲者讳、为乡邦讳的古老情愫。

于是，钱元修的名字，便只在国家的档案金榜上留下冰冷的一行记录，却在他血缘上的故乡，被岁月的尘埃轻轻掩去。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那些被铭记的光荣，也包括那些被沉默的伤痕。每一次对失载往事的打捞，都是我们试图理解故土与时代更为复杂面貌的真诚努力。

来源：台州政协

供稿：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市文史研究馆

作者：潘再平